文/白云標

　　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出版物不像今天这样种类繁多，想要买到初学入门的书籍都很困难，没办法只能到琉璃厂旧书店去寻觅，但旧书店所售书画方面的书也仅限古人印谱，于初学者帮助不大。学篆必先识篆，习篆书，通古今文字之擅变来历，我们只能求助于老师。比如有一部是集汉印文字的工具书，学者宜备，市上无售。铎翁手头有此书，我们只好借来抄录，他要求抄录不能将书损坏，每周必须把书拿给他检查看有无损坏。我当时心想就一本书还如此吝惜，老师真小气。他每周见书籍完好很高兴，示意继续拿回去抄录，还要求我们把抄录的副本拿回让他看，指出抄的字迹粗糙不工或马乎不认真之处。后来年龄大些才明白，他是想让我们从小养成仔细认真，爱护书籍的好品质，由此养成治学谨慎，细致入微，踏实细密的文风，并不是吝惜一本书。综观今古哪个学有所成者不是如此呢!接触他的十年中，他的书案向来整齐干净，书籍码放的平正，破旧的书也粘贴的很规矩，题签工稳，字的大小得宜，图章盖的清晰。他对印泥的颜色也讲究，从不在色深的书画上打深色印泥，说：深色印泥打在本已黑黝的画面上会增加画面的黑旧色，不利欣赏，宜盖浅色鲜亮的印鉴。花盆中的金银藤使屋里飘着清芬的花香令人精神清爽，肘后一部字典翻的已很破旧，但同样粘的很好。他坐的藤椅背后有一个小铁夹子，那是用来夹包茶叶、杂物包装纸的，用作篆印、打图章、给我们做笔法演示时用，一张白纸都不浪费，在这样的纸上写字也是一丝不苟，笔笔认真。写完丢弃不用的废纸放在案下的字纸篓里，集中焚毁，敬惜字纸之意。他曾对我说古人欲了解朋友或同道的创作，往往遣自己的学生或家人借故到他那里看一下几案陈列是否整洁，书籍文具置放是否得宜有序，砚池是否清洁无宿墨，盂中之水是否浑然，其合制度者必笔下有法，气韵清轻，心必雅正而具品格，夫画居次。首要人品端方，思维谨严，治学不苟，故画必有所成，宜谨记之。若明人董其昌画笔超逸，作品至今仍墨气滋润袭人眼目，其欲画时“泉必新汲，砚必新涤”决不许砚有渣滓，如此讲究，其山水能不运墨光鲜传之百年不退墨色乎。

　　我还曾听他讲过这样一事：姚茫父先生颇爱看戏，并与当时名伶梅兰芳、程艳秋、罗瘿公等(罗是程艳秋编剧人)人善。某次茫父公去剧场观剧，铎斋先生与陈师曾及诸多文士俱到。落座后包厢服务人员送水沏茶，包茶叶的纸即置于桌上，师曾见之，用手将纸铺平，向服务人员索笔墨，就桌旁为茫父公画像，俄而像画完，众人传看无不称妙入神理，连茫父也说画到我的骨里了。此纸后被好事者收藏，遍请题跋装裱成轴以记一时盛事，此画今日不知还存在于人间否，我那时虽年小但这则故事记的很清楚。

　　为了启发我他还讲了过：某富翁新居落成，邀画师做壁画，画师看过壁后并不作画，只是饮酒、出游，归则高卧，如此无聊很长一段时间，主人不耐，欲与画师语，画师亦不顾，只是仰天似有所思，喃喃自语，忽一日大呼主人送酒食，其人豪饮后索笔墨，解衣盤薄狂叫挥毫，不多时画成，掷笔穿衣挥手而去，主人观壁则月下葡萄图成矣。这个故事大概有多种说法，书中也偶见记载大意相类，今天也为操觚者所熟知，但那时我从未听过这样的故事，感兴趣但不全明白，涉世渐深日久才知这实在是告诉人艺术创作必有真实情感，聚精会神、胸中满储、物与神会，才能挥毫见风雨、笔下通神灵，故无病呻吟，泛泛应酬绝不能出佳作，也道出了艺术创造中的理性与感性的关系。他常说“知”是首要的，不知何以能行，故首要知其然。比如课徒入门首要使学者明了古人哪些可学，哪些不可学，择善临摹，其中可学者亦须指出如何临，画家用心在何处。有些古人作品只可欣赏玩味，或取其意而不宜仿效其形式，使初学者不至由于不明取舍而误入邪途，苟入门不正而“恶成不及改”，故自古就很讲究“慎始”二字。当然我上面所讲只是师门一家之言，并不见得能为世范，也无意用此论来绳今日学者，毕竟世路兴替、时过境迁、往日之事或可成今日之非，笔者只回忆学徒生活而矣。

　　记得有这样一件事：有一次我得到一张印刷品的《王兴之夫妇墓誌》拓片，王兴之夫妇墓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南京发现的，墓誌文字写的方头齐脑颇多隶意。这倒不是当时人写字就这样，而是工匠的雕刻体。这样的笔法与图章的篆字笔法很近似，可供篆印参考，我写了几篇拿去就正于铎翁，因为这种方头齐脑的字用笔并不复杂，容易掌握，只是写出来多些古拙罢了。(启功先生在论书法用笔诗中有“透过刀锋看笔锋”的句子，说的是类似“龙门二十品”中那些很不规矩的刻字实在不是当时人就那样写，而是工匠的雕刻成之，“悟”出笔法恐怕也是书法者自己的解读，并非古人的原意。)铎翁看过之后很高兴连说好字，如此写法方能明白笔之使转藏入。时间不常就能写的有模有样，倒不是我小聪明，而是写这种字体比临王羲之的帖容易多了，王字多难写呀!一横一撇都含着无尽的变化。可能是年轻人总爱求新异吧，偶然我见到了清朝人金冬心的字，也是写的方头方脑，起笔收笔都如刀切，齐的很，与我写的《王兴之夫妇墓誌》及相类，只不过一个是凿刻而成，一个是笔写的。我又很感兴趣，写了几张，不费力，只稍变即可，我很高兴的拿到他那里让他看。没想到他刚接到手里一看就很生气，随即扔到地上大声斥责我：“你写这种东西干吗，谁让你写的“!我忙从地上捡写的那些字回答说：”我自己要写的“。他更生气了：”你动脑筋了吗!怎能写这个，他(指金冬心)写行，你写谁认啊。”老夫人见状连忙劝解说：“孩子不明白，你应向他讲清楚，如此脾气弄得孩子脸一阵白，一阵红的怎行。”我大窘，不知所言，他发过这阵脾气后我才敢坐下，喝了一口茶他才对我说：“批评你但要讲明。不是任何人的东西都是可以拿来临摹的，比如金冬心号为‘扬州八怪，他那只是怪，但并不可学，他那字里笔法很简单并没有什么丰富的内容，可是他肚子里有学问，人家认他，你写的再好不过屈居他之下，谁又能承认你，你能有他那样的学识吗?八怪的东西只能看看而已，偶有借鉴之处亦要变化。”这才知道敢情“学习”二字这中间还有如此多的事情。从此以后我牢记在心，从不敢猎奇，且对出边的东西持冷静的态度。

　　铎翁向来注意书法，每见画家笔力软弱或笔触感不强他都抚案叹息，认为如果书法好当又是一翻景象，为了这事他劝我不但要写字还要多读前人的书论、画论。书法不只是简单的技法，结构的问题，它和人的品质、气质、学问造诣有着很大的关系，人的见识是必须的，故古人云欲扩胸臆当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但我生于贫寒人家，哪有那么多书，另外工作很早，曾供职于某印刷厂，昼夜倒班，每天工作八小时，还要下班学习，再加上跑路、吃饭，留给我的业余时间太少了，读什么书也不清楚。然而书是一定要读的，在与他商量后他说：你就从读“画论”开始吧!这是因为古人的论画、论书大多浸透着他们的见解、经验、心得、个人的气质品味，这样既可指导我的实践，又可以丰富学识，由此入手易于拓展。

　　我先买了一套清朝光绪年间秦祖永著的《桐阴论画》，其实作者只写了一卷论画，其余的画论都是汇集唐、宋、元、明诸家的论著。记得当年刘海粟到欧洲讲学时，手中携带的就是此书，我也是受他的启示购买的。书中不但有画论，还有对前人作品的品位分类。一翻开，事儿来了，书画讲“笔法”、“墨法”，这还是技术层面的问题，更有“气韵”、“神意”、“士大夫气”、“超脱”这些重点名词很抽象，从来没听说过不好理解，老师就耐心的给我解释。举一例：如秦祖永把古人的作品分为“逸品”、“神品”、“妙品”、“能品”，那么“逸品”是一种什么样的品格，“逸”字做何解?我提出时老师并未解释，只是在藤椅上向后仰靠作了一个休息的动作，而后说：“逸品”能令人神意松弛，心志畅达如闲云野鹤，翱游天地，不受外物之役但抒己意。此艺术家之最高境界，能当此者在艺术家中不多，秦氏之评是一家之言，只可作参考。后查《说文》“逸”失也。从辵兔，兔谩訑善逃也。意思是说“逸”是逃脱的意思，引申为逃脱世上浮名浮利的羁绊，俗物的纠缠，脱略形迹，追求自我表述而不求人知。是一种很高的境界。他说人可以达不到此境界但不可不知。读书在使人知，只有认识清楚了才不致人云亦云，才不致盲从。盲从是人生大害，其源在于认识上的无知，人说东你往东，人说西你往西，人说某作品好你也说好，说某作品不好，你也说不好，总跟着别人说，没有自己的见解，只好作应声虫，为人所役。自己看问题没立脚点，这是从艺，治学的大忌，不会有出息，不会被别人尊重，作为艺术家要见人所未见，知人所不知，没有如此认识，不配作艺术家。欲有此本领，全在平日读书体物，遇事留心观察体认，不放过一事一物，一言一行，为这事我还挨了他一次批评。我读了清人黄子高的《续三十五举》，内中有一条说作者知道书法中有“草篆”一词，但从未见过“草篆”什么样，有一次见到了这种书体，与传统的“玉筋”体全不相同，于是非常讨厌这种字法，“作三日呕”，大伤胃口，吐了三天，意思是此种书体实在要不得。(所谓“草篆”秦始皇推行的小篆很难写，太耗时，大量的文书案椟用的还是横竖交搭的古隶。例如诏版，秦权，量器文字乃至帛书，竹简都用的是这种书体，今天有些书画家也以此体创作。)可我和他谈到“作三日呕”时，他很不高兴说：“‘草篆古来即有，且是篆隶嬗变之关纽，实际是篆书隶写，并非无源之水。后来‘量器(即升、斗之类计量器)上的文字即是也。有史可证何谓‘作三日呕，腐儒之论，不可人云亦云。”尚有一事也足资教训：铎翁家有很多当年杂志《湖社月刊》，上载有某篆刻家印章作品十数枚，作者是北洋政府官员，篆刻采用的是“金文”又叫(钟鼎文)入印。我不懂钟鼎文只觉得很好看，于是脱口说“刻得不错”，不想他闻此言大不受用便对我说：“你说刻的不错，好在何处”。我知道又说错了，他说：“说好，必有依据，是文字安排，布置好还是刀法好，还是字体古奥人家不识就好。不懂就说好是治学大忌，图章用字不能只顾古奥别人难懂或全无呼应、关照，挪让松紧，如此孟浪岂不被识者笑。”

　　那时我稍有几个零花钱都用在买书上，常去古籍书店，没钱也爱到那里转转，至少能翻书看看也长些见识。在那文禁森然的年代，出版社很少有艺术书籍出售，要想了解艺术只有到古籍书店，书籍便宜的很，稍有点钱就能买到好的版本书籍。同时那时书店里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，冬天屋里生着大炉子又很暖和，我有时一呆就半天，挑两本廉价又适合我读的书买回去读给铎翁听。他很欣赏我能把一点点的零钱攒起来买书的作法，当我结结巴巴的给他读些古人札记、典故时，他都异常高兴，教我学断句。记得“文革”抄家时很多人怕事，都在纷纷烧书或把书拉到废品站卖掉，我却发了点“难财”，把人家要卖的书拿回来归我，当然人家得愿意。这样我“抢救”了点书，其中有两册书一为《郑板桥集》、一为《金冬心文集》线装本。拿到铎翁家后和他谈到所读的内容，他说板桥文集中的家书、道情之类是他思想超脱的一面，“道情”这类的民俗体诗歌当时文人是不太重视的，不合他们的口味，故谓板桥为怪。我又将常挂在人们口中的那句“难得胡涂”提出来求他解释。他说：“在清代人们生活是很艰难的，文人尤其糟，处在“康乾盛世”时代的知识分子更是难上加难，动辄得咎，稍触文网轻则破家丢官，重则杀头戮尸遣成荒蛮并累及家人，至有刨坟鞭尸者，人间地狱之景，使人谈文色变成为惊弓之鸟，不能稍有异言。板桥那时只是小吏，在大人先生夹缝中周旋实在为难，又不能触朝廷官场忌讳，只好在很多场合装糊涂。俗话说“揣着明白说糊涂”，不能事事认真以此避祸。他那时作诗，作画，题字，题辞都需格外谨慎，故他有“难得糊涂”之语，哪是真糊涂分明是牢骚语。在他的指导下我读了一些有关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历史，使我对那时的民族压迫，官场黑暗，人心险恶有了大体的了解，再读那时人的诗文就好理解多了。

　　买书的过程中也发生过有趣的事。

　　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某日我去琉璃厂庆云堂寻觅碑帖，那时庆云堂是个很小的门脸，出来一个青年人报着一大堆破烂书本让我自己挑，放下后大概就回到后边聊天去了，我挑了一本《夏承碑》珂罗版印刷，书的左上角已遭火焚，象是被人从火内抢出，印工很好，并未损及内页，打开一看我一惊，字帖的扉页、衬页、正文及边栏写满了题跋，有的字迹比蝇头还小，跋语写的行行如绳引笔直太漂亮了。我看了几遍不忍释手，那字体很眼熟好象曾见过，等仔细看过跋语签名后更为惊叹，原来这是茫父先生亲笔题写的。此帖本是篆猗室(茫父书斋名)珍藏之本，茫父公精金石碑版考证，得此珍爱之本后考出“夏承碑”古帖已无。即此本亦是双沟廓填本(一种复制碑拓的办法)我忙交了无几两钱，持归铎翁处。他正在瞌睡，见我到慢慢睁开眼睛，我把刚买到的帖让他看，他初看帖时尚无甚表情，但看到茫父先生的跋语时眼睛突然一亮，大声说：“你这是那里弄到的”。我说这是我刚从庆云堂买回来的，他又说:“你小子还真有眼力，你知道这是谁收藏的?谁写的跋语吗?”我说:“我正是看到那跋语才买到手的”。他说:“好，好，这是姚茫父先生的收藏，题跋，图章俱在，你有眼力，就冲着题跋即无限价值啊!人们都说近代论字无出茫父公之右，你看这小字题跋精到极致啊”。打开抽屉，拿出放大镜仔细看着，此时他身体已极度虚弱，多少年了我没看到过他如此激动，很少有能使他动容的事，这是他辞世前二年的最兴奋时光。后来这本字贴一直留在他身边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我一看书的残角己被他整理切齐，包上书皮，打好自己的赏鉴印章，并嘱我一定要保存好，万勿遗失，见此物如见茫父。余生也晚，在我生之前十数年茫父先生早已归道山，而今铎翁也已逝世四十余年载，每展卷翻阅此帖不禁今昔之感油然而生，前尘如梦，逝水东流，令人浩叹!后二十年我一学友忽持一套中华书局铅字版《弗堂类稿》让我看，书品不大，比三十二开本略阔，这书是茫父晚岁汇集诗词、曲、训诂、文字、声韵、考证、题跋等的综合文集，其中就在碑版考证中全部收录了我这册“夏承碑”的所有跋语，文字珍贵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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